外卖骑手“跑单上瘾”，月入过万越来越难

09-02 148阅读 0评论

本文来自微信大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邹露，题图来历：视觉我国

“外卖员”这一渠道零工团体正在被看见。他们是新闻当事人、电影里的叙事方针，也是孙萍所查询的方针——从2017年起，她进行了为期7年的郊野查询。她回绝将骑手扁平化为单一的磨难接受者，也不想将他们放进“操控—抵挡”的二元叙事结构。她更想看见他们个别的生命体会。

“假如有一天找不到作业了，你是否乐意靠打零工活着？”这是我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达研讨所学者孙萍在2023年的一次揭露演讲上向观众提出的一个问题。关于零工，她给出了一个直观的数据：“未来，咱们每4—5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是靠打零工活着。”

紧接着她又问咱们：“你愿不乐意当一个外卖员呢？”

跑外卖，如同成为许多人考虑打零工时一挥而就的挑选，渠道成为无论怎样都绕不开的人物。孙萍以为，渠道在使零工规划化、制度化成为或许的一同，也彻底改变了曩昔的劳作文明。

渠道以无比兼容的姿势接入了数以亿计的零工劳作者。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部等部分在2021年发布的数据，我国灵敏作业人员规划已达2亿人。其间，互联网灵敏作业人数近1亿人，这一数字继续高速添加。

在2017年参加我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达研讨所以来，孙萍就开端研讨外卖骑手这一团体，并进行了长达7年的郊野查询。在郊野查询中，孙萍简直每次遇到新知道的骑手就问：你为什么跑外卖？“过渡”这两个字是她最常听到的答案。“先跑跑试试，就过渡一下。”由于不知道精干什么，所以先来跑外卖，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天然的作业。

在孙萍最近出书的新书《过渡劳作：渠道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中，她直白地说，劳作的东西性变得越来越遍及，关于渠道零工劳作者来说，没有多少人真实酷爱自己的作业——虽然他们十分勤奋。她称外卖骑手为一个“碎片化团体”，他们莫衷一是，缺少对未来的规划。而正是劳作的永久过渡感，使“未来”二字变得面貌含糊。

她在书中解说：“时刻短性正在影响巨大的人群。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这一份零工能够干多久，也不确定下一份作业会是什么。送外卖便是这样一种时刻短的、过渡的劳作。”

《过渡劳作》

孙萍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书社·薄荷试验，2024-7

孙萍以为，渠道化的零工劳作包装了这样一幅夸姣图景：一般人能够自主地分配自己的日子——在哪个渠道、几点开工、干多长时刻，皆由自己决议。可是，在夸姣的新自由主义幻象背面，是一般劳工日渐减缩的跃升时机。虽然他们活动得很频频，却像被困在了一堵围墙内，永久地处在“过渡一下”的状况里面。

7年来，孙萍在郊野查询中结交了不少骑手，老冯算是最谈心的一个。虽然才30岁出面，老冯的社会履历却较为丰厚。小学三年级停学后，老冯打过许多零工，做过装饰，送过雪糕，给人今世驾，乃至还当过理疗师。他至今送了7年多的外卖。

2020年12月末，孙萍接到老冯的求助电话。电话那头，老冯说起老刘碰上店家索赔的作业，想找律师咨询，期望孙萍能够协助。这不是他们榜首次聊起私事。有一次，他们一同救助了一条在高速公路旁被撞得五脏裂开的狗，花了好几万元也没救活它，终究小狗仍是离开了。

这是孙萍干事的风格。她回绝将骑手扁平化为单一的磨难接受者，也不想踏入那套关于“操控—抵挡”的二元叙事结构，转而重视个别劳作者鲜活的生命体会。他们从何而来，又流向何处？这关乎广阔劳作者“在不确定中、在过渡中怎样抓住时机、刻画日子的阅历和勇气”。

新书出书前，老冯给孙萍写了一大段封面引荐语。孙萍觉得这种原生态的粗糙感很心爱，比那些巨大上的理论要好，所以她尽或许坚持了原文。在引荐语的终究，老冯写道：“送外卖和快递应该不算很辛苦，但被压榨让外卖员和快递员变得越来越辛苦，尤其是劳作伤亡等保证问题，这或许是快递和外卖辛苦的本源吧。”

以下是《新周刊》与孙萍的访谈实录。

打零工迈向“永久过渡”

《新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端重视外卖骑手的劳作境况，包含算法体系和安排办理的改变。你的书如同不限制于此，而是以外卖骑手动身，指出了更为广泛的过渡劳作。你是在什么语境下提出“过渡劳作”这个概念的？

孙萍：或许从秦汉时期开端，零工就存在，仅仅劳作办法不相同。从前在地主家放羊、当店小二，都是打零工。到了20世纪五六十时代，我国也只要30%左右的人口是工人阶级，其他广阔人口都是农人、半工半农的零工劳作者，仅仅咱们在那个时分不这么称号他们。变革开放之后，他们开端往城里的工厂跑，去往皮鞋厂、制衣厂、建筑工地。

到了渠道经济时代，劳作文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首要表现为劳作者的活动率。以咱们在北京调研的一个外卖站点为例，一年内流通或离任的骑手能到达90%。在这方面，从前的工厂无法比。

这个活动率还在不断添加。到终究，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永久的过渡状况。这群人从A跳到B，从B跳到C，再从C跳到D，他们在各式各样的零工渠道上跳来跳去，许多人现已回不去工厂里面了。从前咱们会说，打零工的人像“留鸟”，每年折返于两地。现在我觉得他们正在变得像“小蜜蜂”，来来回回地跳动，看起来愈加聒噪。

《新周刊》：这些骑手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一般出于什么意图进入这个工作？

孙萍：咱们在北京地区的查询问卷里发现，他们80%以上是农人工团体。他们从前在工地或许工厂里面，这些人是骑手的首要劳作力。而剩余的20%，组成果形形色色了，做什么的都有。比方有大学生暑期跑外卖、挣点外快，也有两口子去体会日子。

咱们还遇到过不少破产的小老板，有从前开台球馆的、开火锅店的、开美甲店的、开理发店的。他们或许由于疫情、网络赌博、家人患病而破产，生意关闭。我把他们称作“从前光辉，现在落魄”的一群人，有的人身上还背着高额债款。

这群人来跑外卖，其实是期望能够以相对快速但又不太冒险的办法返还账款和堆集财富。相较其他工作，送外卖有几个特色：榜首，绝不拖欠薪酬；第二，多劳多得；第三，收入相对不错。

有个小伙子，疫情期间在北京开了3年台球馆，每年都亏50万元，3年亏了150万元。他就开端跑单还账。跑单一年能挣20万元，这是由于他很能喫苦。你要知道，这种“单王”一天要超长待机16个小时。

《新周刊》：你在书中说到，他们入行前会被广告中“月薪过万元”的话术所招引。在真实进入这行之后，多大程度上能完成这一方针？

孙萍：有，但只要极少量人能够完成这个方针。咱们发现，“外卖小哥月入过万元”的话术是2015年那会儿传出来的，其时是渠道扩张的前期，资本会砸钱扩张商场，补助特别高，送一单或许给骑手补助10块钱。假如赶上那一波盈利期，月入过万元是很简略的。但这些人是少量。

在三四年间，这一言语像波纹那样一层一层地往外推开。到2020年，还有骑手会信赖那样的话。所以许多后来参加者是略有绝望的，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能靠跑单赚到1万多元。说实话，万元收入的份额在不断缩小。

敏捷扩张期往后，渠道给骑手的补助少了，关于每一单的核算精确度也在不断提高。疫情之后这种状况加重，由于人多粥少，本来一个当地一天有5000单外卖订单，有300个骑手，但现在变成有500个骑手，那么人均收入肯定会下降。

骑手与体系的游戏博弈

《新周刊》：你在书里说到了许多“单王”日常跟算法体系“斗智斗勇”的进程，包含骑手“困在体系里”，近几年不断被评论。算法体系是怎样标准骑手的？

孙萍：骑手和算法之间，便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联系。咱们首要能够幻想整个算法体系，它的树立初期是依托程序员，但后期无论是数据的出产也好，算法体系的完善也好，其实都是依托外卖骑手。算法没有数据，便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需求不断有人给它出产数据。

那这些数据靠什么来出产呢？骑手作为不断活动的“人肉电池”供应出产。骑手每跑一单，智能头盔、手机GPS就自动生成时速、送单时刻和轨道，这一套东西传回后台体系里面，体系进行实时运算，再根据已有数据动态地把握和细化对骑手的认知。

骑手给我看他们的送餐体系，学校的地图上明晰地标出了每栋宿舍楼对着哪一道栏杆。这些地图数据是骑手一单单跑出来的，体系把地图越做越细，包含等候商家出单和等电梯的时刻。这便是算法智能的当地。但别的一方面，它变聪明晰之后，会自动紧缩骑手的送餐时刻，于是就呈现了“困在体系里”的问题。

在书的终究一章《数字耐性》里，我共享了一些骑手使用算法的缝隙来赢得额定收入的办法，比方团体抢单，怎样“引单”出来，又怎样“放空单”，和店家联合起来赚钱。后台发现了，很快把缝隙堵起来。你能够把它看作一款开发出来的“游戏”，骑手便是初期试玩的玩家，而渠道则使用这些劳作力来不断完善算法体系。

《新周刊》：骑手在跑单进程中会认识到自己和算法的联系吗？

孙萍：他们关于算法的认知是很杂乱的。一方面，他们当然知道有一套技能体系在标准他们；别的一方面，他们开展出了十分风趣的“人—技”联系——他们会把算法体系拟人化，把它当作一个亦敌亦友、既协作又彼此battle的事物去对待。

比方他们发明晰一个词——“养体系”。大强哥是个30多岁的众包骑手，他有一次坐我周围扒了口米饭，没好气地说：“体系便是爷爷，需求不时养着！”

大强哥说，要把体系养好，首要得勤勤恳恳，不能老拒单。一天拒许屡次，后台就会知道，它会把你界说为一个“不听话”的骑手。拒单到了必定数量，你不光接不到单，还或许被封号。所以有一些骑手会比较“听话”。

《新周刊》：除了外卖骑手，还有网约车司机，包含咱们自身作为“玩工”（playbor，指在电子游戏中无认识地为游戏厂商劳作的玩家），都处在一种新的劳作文明之下。劳作被渠道中介化，这是否导致劳作力“平替”的一个原因？

孙萍：能够这么说。要害点在于，现在渠道的办理形式和从前工厂式的办理形式十分不相同。从前工厂考究8小时作业制，办理工人在这8个小时或更长时刻里最大极限地出产。它对工人的操控是很强的，比方什么时刻不能上厕所，或许不能请假。

渠道的办理形式则放松了对劳作力自身的操控，转而操控劳作进程。谁来送这个单，渠道不在乎。渠道只在乎你有没有准时送到，至于你是唱着歌去仍是跳着舞去，都跟它没联系。渠道操控零星的劳作进程，只需求按单计价。

在这个语境下，渠道让个别劳作者的流改变得十分快，任何人都能够随时接入这个别系。从前工厂缺人，招工时还得面试，看这个人长什么样，得安排他住宿舍，然后他才开端劳作。现在这些都不需求了，一键注册就处理一切问题。

《新周刊》：这也导致劳作者会觉得“我必需求拼命干”。劳作的“上限”被取消了，劳作者处在过度活跃的状况。

孙萍：这是韩炳哲所讲的“主体性过剩”，我在论文里将其称为“黏性劳作”（sticky labor）。我和另一位教师曾协作过一项研讨，发现从2018年到2021年这4年间，骑手在渠道上耗的时刻越来越长，他们就像“黏”在上面相同。从前跑8小时以下的或许占40%，到后来或许只占20%。这便是我在书里说的“跑单上瘾”。

这也跟互联网渠道的开展形式逐步精细化有关。这几年，骑手发现赚钱不那么简略了，要延伸劳作时刻才干挣到和曩昔相同的薪酬。2020年，上海一个站点的骑手从站长那里得知，跑一单的价格从8.5元变成了8.1元。他们的直接反应是，一个月跑1000单，原先能挣8500元，现在少了400元。

2020年5月，某家外卖渠道阅历算法变革后，单价依照骑手月送单量进行累积式核算。简略来讲，送的单量越多，单价越高。咱们大略算了一下，一个骑手只要在每月送单到达1600单上下时，薪酬才会比从前高。而一个月要送1600单，在全月无休的状况下，一天需求送够50单以上才干够。站里一位骑手说：“这么改，便是让咱们这些骑手不吃饭、不睡觉地跑单，‘黏’在渠道上！”

“我到底是谁的人？谁在雇我干活？”

《新周刊》：进入现代社会，劳作者遍及感到自己失掉对所从事作业的操控力，也便是马克思所说的劳作异化。你以为当下的渠道经济怎样重塑了劳作？

孙萍：我想从一件作业说起。上海疫情期间，市面上的渠道整个瘫痪了，怎样办呢？有民众当起团长，自发安排社区团购，完成自我的渠道化。咱们发现，没有渠道的时分，咱们自己便是渠道，把自己依照渠道的形式安排起来，再重新分配资源。这是一种渠道认识嵌入每个人日子中的直接表现。

在这种渠道文明中，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不再依托面临面的交际。从前在工厂，有工长、司理、流水线的工人，回到宿舍还有工友，保持社会信赖靠的是人际联系。

但在算法中介化的渠道里，你打的网约车欠好——投诉，骑手送餐送晚了——投诉。整个信赖机制现在被算法技能所代替，它见证了一种传统劳作信赖联系的离场，一同还伴随着对我国村庄传统差序格式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效、直接乃至无情，但便是十分有用的一种办法。我称其为一种作业道德的重塑。

《新周刊》：你方才说到体系信赖替代人际信赖，这不仅是外卖劳作的特征，也是渠道经济下社会联系的改变。最近，杭州一骑手向保安下跪的新闻引发重视，你怎样了解这件事？

孙萍：关于骑手和保安来讲，这件事关乎社区管理空间中资源使用权的抢夺。高效严酷的体系会让事情中生疏的相逢变得十分不愉快，由于每个人身上都牢牢地牵着一条线，这条线的背面是各式各样关于人的规制。

《新周刊》：骑手自动或被迫地改变为“个别工商户”，等于说把危险也转嫁给个人。个人会更直接地曝露在商场之中吗？

孙萍：书中说到一个从河北的县里走出来的农人，他叫阿兵。2019年，他从海淀区某个专送站点离任时，被劳务公司扣了3个月薪酬，理由是“没有提早报备”。在搭档的协助下，他得知与他签定劳务协议的公司地址，便找上门去。可是他到了才发现，那里只要一间空房子。

阿兵曾在电话里不止一次提问：“我到底是谁的人？谁在雇我干活？”这个问题直击渠道雇佣联系的实质。渠道与中介公司树立了愈加隐秘的办理办法，看似办理者抛弃了关于骑手的劳作控制，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含糊了雇主与骑手的联系。总体上讲，层层外包会导致骑手的个别化危险不断添加。

《新周刊》：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承载着许多零工生计的渠道一方，应该有哪些劳工保证一致？或许有什么办法能让渠道树立一致？

孙萍：我觉得这种一致没有办法说一会儿就能树立起来，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种一致在逐步构成。2020年之后，十分显着的改变是顾客对骑手多了许多了解。我也和渠道方交流过，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其间也有许多有人文关心的人。他们也期望能协助这些骑手。